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仍然处于军阀割据，四分五裂的状态。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和京汉铁路大罢工惨遭吴佩孚镇压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认识到，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仅仅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是不够的，党应该采取积极的步骤去联合孙中山的国民党，建立工人阶级和民主力量的联合战线。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30多人，代表全国420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加大会。陈独秀代表第二届中央委员会作报告。大会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

会上发生了激烈争论。陈独秀和马林认为，中国革命目前的任务，只是进行国民革命，不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国民党是代表国民革命运动的党，应成为革命势力集中的大本营；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现在都很幼弱，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力量。因此，全体共产党员、产业工人都应参加国民党，全力进行国民革命；凡是国民革命的工作，都应当由国民党组织进行，即所谓“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只有这样，才能增强国民革命的力量。他们低估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的作用，高估国民党和资产阶级的作用，会使党在同国民党的合作中降到从属的地位，不利于保持党的独立性。张国焘、蔡和森等虽承认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是中国革命的重要任务，但认为共产党还有它的特殊任务，即领导工人运动，同资产阶级作斗争，这两个任务同等重要，应当同时进行。他们反对全体共产党员特别是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认为那样做就会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他们强调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和加强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虽然是对的，但是由于脱离了建立联合战线的任务，势必导致共产党的孤立。

经过两天的热烈讨论，大会接受共产国际关于同国民党合作的指示，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等文件。这些文件指出：党在现阶段“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文件还规定了保持党在政治上的独立性的一些原则。

党的三大决定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这是当时能够为孙中山和国民党所接受的唯一合作方式。大会解决了革命发展中的这个重要问题，就能够在孙中山这面颇有号召力的革命旗帜下，通过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广泛发动群众，发展革命力量，加速推进民主革命的进程。这既有利于国民党的改造，使国民党获得新生；又有利于共产党走上更广阔的政治舞台，得到锻炼和发展。这个问题的解决，是党的三大的重大历史功绩。

这次大会没有提出工人阶级争取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大会对国共两党及其所代表的阶级力量作了片面估计，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尚未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势力”，“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

党的三大结束后将近一个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才传到中国。这个指示强调：“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加强共产党，使其成为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工会中聚集工人阶级的力量，这就是共产党人的首要任务”。指示还提出：“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在中国进行国民革命和建立反帝战线之际，必须同时进行反对封建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并且“应当力求实现工农联盟”。这个指示对于克服三大的不足，对于共产党人进一步探讨中国革命问题，是有积极意义的。

党的三大决定实行国共合作、共同进行国民革命后，如何认识资产阶级和农民，如何处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同农民的关系等一系列新的课题，摆到中国共产党人面前。